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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不是最佳或者不能被社会接受-新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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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淑萍去世

在重大災害發生的時候談經濟學概念似乎有點不合時宜,因為現在最需要的是人文精神,而經濟學給人的印象是一切活動都通過貨幣化來體現價值。這次冠狀病毒疫情對個人、企業、社會都產生了重大的衝擊,也引起了人們對很多問題的反思和討論。本篇專欄從一個小的角度談點自己的觀察和思考,即如何看待口罩價格上漲。

如果我們認同在重大災害的情形下,市場價格引導資源配置不是最佳或者不能被社會接受,其他的方式是什麼?

疫情的拐點是不是正在發生,或者很快到來,這都需要防疫專家的專業判斷,而是否復工,復工的範圍和節奏也涉及經濟層面的考量。在疫情的演變還不確定的情況下,兩者的權衡和取捨確實是一個難題。

但供給彈性低的假設只適合短期,隨着時間的增加,供給對價格上升的反應會體現出來,實際上我們已經看到口罩的生產在提速。不管怎樣,從消費者/生產者剩餘的角度來看口罩的合理價格還是在主流的微觀經濟學的框架之下,背後的邏輯是個人願意支付的價格反映了其需求口罩的急迫性,口罩的貨幣價格引導資源的有效配置,也就是全社會的效用的最大化。

一個可能是供給彈性在短期很低,比如即使價格漲了,因為春節假期、隔離措施導致員工不能返工等原因,口罩的產量短期內上不來。同時,疫情使得消費者對口罩的需求是剛性的,價格上漲對需求的抑制不明顯。自由市場交易形成的(高)價格使得消費者所受的損失(消費者剩餘下降)超過生產者的獲益(生產者剩餘的增加),整個社會的效用下降。在這種情況之下,一個比供求平衡形成的價格低的價格反而帶來整個社會效用的最大化。

這次疫情發生後全國各地參與支援湖北武漢的醫療隊都是來自公立醫院,但從醫院的數量來講,全國範圍內私立醫院佔據半壁江山,這似乎凸顯在關乎民生的基礎性保障比如醫療服務方面,公共投入的重要性。

一個可能是先到先得,在一些地方人們在商店排隊購買口罩,每個人購買的數量有限制,隱含的是價格也低於自由交易形成的價格。這實際上是以時間替代貨幣來分配資源,誰有時間盡早排隊,誰有時間等,誰獲得口罩的可能性就大些。這樣的方式沒有「出價高者得」的弊端,但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排在後面沒有買到口罩的人的「急迫性」可能比排在前面的高。

另一個質疑自由市場價格合理性的視角是公平問題,這也可能是人們最能直觀感受的。當口罩的價格漲到幾十元人民幣一個或者更高,低收入群體難以負擔的時候,這是不是社會倫理能接受的。高價格可能最有效地實現供求平衡,但人的生命的價值是否應該以貨幣價格或者說支付意願來決定?在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下,自由市場價格引導的資源配置是給定財富分佈下的配置,其對當前的財富分佈是不是合理的沒有價值判斷。

但對於一般民眾之間,如何區分急迫性就不是那麼清晰了。有些地方的做法是居委會/村委會通過公告欄、微信公眾號等方式告知居民預約登記、憑證到指定藥店或場所購買口罩。雖然存在有些外地人沒有被覆蓋的可能,但總體來講體現了當地政府的精細化管理水平。

醫療質與量均需補短板表面上看,當前的口罩供給缺口是一個特殊時期的現象,但實際上醫療資源短缺和分佈不均具有普遍意義,一個例子是大城市醫院門診排隊掛號難的問題。這次疫情引起的一個反思就是要提升中國的醫療與公共衛生防疫體系的效率,在質與量兩方面都存在補短板的需要。一個根本問題是市場和公共投入與政策在醫療和公共衛生資源配置中的角色。

當前,一個重要的現實問題是復工和防疫的取捨與平衡。病毒的傳染性和毒性越強越需要嚴格的隔離和管制措施,由此對經濟的衝擊就越大,同時疫情持續的時間越長對經濟的影響也越大。

支持價格上漲的觀點相信自由市場交易形成的價格引導需求和供給,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口罩價格上漲一方面使得消費者節省口罩的使用,抑制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提升口罩生產企業增加產量的動力,擴大供給,兩者共同作用,實現供求平衡。口罩價格上漲對生產企業有利,由此帶來的口罩供給增加滿足了人們應對疫情的需要對整個社會是有益的。

圖:疫情使得消費者對口罩的需求是剛性的,價格上漲對需求的抑制不明顯\新華社

另一個方式就是按照急迫性來配置資源。這方面慈善機構和公益機構往往發揮有益的作用,當然前提是其本身的治理機制沒有問題,更多的是政府或者說公共部門的角色。對於急迫性的定義,有些情形比較清晰,這次疫情下對口罩等醫護用品的需求,醫護人員的急迫性超過普通民眾,這一點應該沒有爭議,所以對於政府徵用醫護用品優先供給一線醫護人員,應該沒有人有異議。

按照上述邏輯,我們不應該指責那些提升口罩價格的企業和商店。這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講的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個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行為對社會也是有益,代表資源的有效配置。

從人道主義和人文精神的角度看,以民生為導向意味着兩者之間的矛盾是可以調和的。在疫情轉向之前,控制疫情仍然是第一要務,保經濟應該從關乎民生的產業和經濟活動開始,從受疫情較小的地區逐步開始,重點扶持受疫情衝擊的低收入群體。隨着疫情出現拐點並開始消退,復工的範圍擴大直至經濟活動恢復正常,在這過程中,宏觀政策以結構為導向,重點支持受疫情衝擊大的地區和行業。

疫情發生後口罩成為稀缺品,價格大幅上漲,甚至有價無市,為找到口罩人們各顯神通,媒體報道有機構因為不當截獲口罩而受到處罰。這自然帶來一些討論,口罩價格上漲是否合理、口罩應該如何分配等問題,觀點往往是針鋒相對。疫情導致口罩的需求突然大幅上升,供求缺口很大,這是問題的根源,但解決問題的辦法就不是那麼清晰了。爭議在於通過口罩價格上漲來調節供求是否合理,在多大程度上非市場手段干預是合理的,怎麼干預。

以上三種分配方式,貨幣(市場價格)、時間(排隊等候)、急迫性三者之間並不是相互排斥的,現實中可能需要三者都發揮作用,協同發力來應對疫情帶來的口罩等醫護用品的供求缺口。單純依靠自由市場價格引導供求可能帶來不公平的問題,也不一定能讓有限的醫護資源用到最急迫的地方,但完全不讓市場發揮作用,難以引導生產快速擴張以滿足增加的需求。

進一步思考,假設口罩阻止病毒傳播的作用大,如果口罩價格大幅上升導致一部分低收入人群負擔不起,這將影響所有人。這種情況下,公平和效率是統一的,高價格導致的不公平(一部分人不戴口罩)降低整個社會的防疫效率。

非貨幣化分配方式:時間與緊迫性

自由市場價:效率與公平相信不少讀者會覺得,對照現實,這個邏輯似乎有點不對勁。實際上,即使在美國這樣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在一些州(比如得克薩斯州),法律禁止在重大災害發生後商家提升基本生活用品價格的行為。那麼從經濟學的角度怎麼解釋漲價是不合理的,或者說控制價格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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