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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回应落泪

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權,如果我們從一個比較的視角來看,甚至超過了一些聯邦制國家的州的權力。香港特區享有極為廣泛的行政管理權,涵蓋經濟、教育、科學、文化、體育、宗教、社會服務、社會治安、出入境管理等領域。此外,根據中央政府的授權,特別行政區還享有一定的對外事務權。其中財經方面的權力尤其重要,包括特區有自己的獨立關稅制度,特區稅收不用上繳中央,有自己的獨立的貨幣制度,港幣可自由兌換,香港特區的土地雖然屬於國家所有,但由特區政府管理,所有收益都用於特區自身。

香港回歸后,很多香港人並沒有意識到身份和香港憲制秩序的改變。香港人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與西方接近,一些人對國家的了解和感情認同不夠積極。外國勢力由此趁機滲入,美國把香港變成牽制中國發展的棋子,英國作為美國的盟友和香港前統治者,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施政經常指指點點,上世紀80年代形成的一批民運分子主動與外國勢力勾結,出賣香港利益。加上回歸后香港社會存在的深層次矛盾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聚積了較多的民怨,借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爭議,反對派興風作浪,令香港整個社會陷入動蕩。

鄧小平先生在講到基本法要為香港未來設計制度時說:「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現在就不是實行英國的制度、美國的制度,這樣也過了一個半世紀了。現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權分立,搞英美的議會制度,並以此來判斷是否民主,恐怕不適宜……對香港來說,普選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香港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制度,需要結合香港社會實際情況,兼顧各階層利益,需要真正落實有效的政策,解決深層次矛盾。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就和大家分析過,要辯證看待「變」與「不變」:「如果有人說什麼都不變,你們不要相信。我們總不能講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無缺的吧?即使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之間相互比較起來也各有優缺點。把香港引導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變嗎?向這樣的方面發展變化,香港人是會歡迎的,香港人自己會要求變,這是確定無疑的。」我想香港要變成一個更好的資本主義社會,必然是在兼顧各階層利益的大前提下,破解社會的深層次矛盾,讓不同階層的人都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為此,香港的未來需要在快速止暴制亂、恢復秩序的基礎上,找到適合香港發展的路徑,逐步解決過往遺留下來的深層次問題,這才是標本兼治之策。

香港特區還享有極為廣泛的立法權,可以依照基本法制定民事、刑事、商事和訴訟程序等各方面適用於特別行政區的法律。香港原有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條例、附屬立法和習慣法,除同香港基本法相抵觸或經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作出修改者外,予以保留。特別行政區成立后,設立終審法院行使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原在香港實行的司法體制,除因設立終審法院而產生變化外,予以保留。原在香港實施的普通法及相關的司法原則和制度,包括獨立審判原則、遵循先例原則、陪審制度原則等延續實行。特區法院審判案件時可參考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司法判例,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

要點1:香港今天的成就地位得益於「一國兩制」

(作者為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要點4:未來怎麼辦鄧小平先生在1987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用了很大篇幅講發展目標。鄧小平先生表示,到了20世紀末,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要達到800—1000美元,有了這個基礎,到21世紀的中期,達到人均4000美元,成為中等發達的國家。當然事後來看,其實我們發展的步子快多了,很多指標早就超過了。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鄧小平先生為什麼在那樣一個場合談國家的發展規劃?很簡單,他接着就給出了答案:「要達到這樣一個目標,需要什麼條件呢?第一條,需要政局穩定……因為中國不能再折騰,不能再動蕩。一切要從大局出發。中國發展的條件,關鍵是要政局穩定。第二條,就是現行的政策不變。我剛才說,要從我們整個幾十年的目標來看這個不變的意義。」他這裏提到的「政策」,主要是當時內地的改革開放政策。只有政局穩定、政策穩定,才能「鼓勵大家動腦筋想辦法發展我們的經濟,有開拓的精神,而不要去損害這種積極性,損害了對我們不利。」大家看一看,這是不是非常契合我們香港今天的現狀!

要點3:駐軍的作用駐軍有什麼作用?現在的情況是否要出動駐軍?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會見國慶觀禮團時的講話就明確說了,香港駐軍除了體現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防止動亂」,「那些想搞動亂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國軍隊,他就要考慮。即使有了動亂,也能及時解決。」駐軍就是要震懾那些想要搞亂香港的勢力,駐軍也可以幫助解決動亂問題,迅速平息,恢復社會秩序和穩定。

要點2:中央不能什麼都不管「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並非中央什麼都不管。香港發生自己解決不了的事情,或者屬於中央管理的事務,中央都可以出手解決,也必須出手解決,這是中央的權力,也是中央的責任。鄧小平先生1987年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指出,「還有一個問題必須說明:切不要以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點都不管,就萬事大吉了。這是不行的,這種想法不實際。中央確實是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的,也不需要干預。但是,特別行政區是不是也會發生危害國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難道就不會出現嗎?那個時候,北京過問不過問?難道香港就不會出現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夠設想香港就沒有干擾,沒有破壞力量嗎?我看沒有這種自我安慰的根據。如果中央把什麼權力都放棄了,就可能會出現一些混亂,損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權力,對香港有利無害。」現在,果然出現了損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有干擾、破壞的力量,中央也會本着維護國家和香港利益來行使權力。

現在坊間有種說法:出動駐軍意味「一國兩制」完結。這是錯誤的看法。基本法第十四條寫得清清楚楚,香港特區政府在必要時,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請求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這是「一國兩制」框架下的一項安排。第十八條也提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進入緊急狀態,中央人民政府可發佈命令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無論哪一條,都說明駐軍不是擺在軍營里的稻草人,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重要力量。

兩個多月來,香港因為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引發了大規模的市民上街遊行。在特區政府暫緩這項工作,特別是特首隨後多次、在不同場合非常直白地表示「這項修例工作已經終止,不會再進行」的情況下,反對派和一些激進人士並不罷休,在外部勢力的配合下,仍然不斷挑動政府和市民之間的對立,將抗議的性質向非法暴力方向轉變,甚至衝擊「一國兩制」的底線,令他們的暴行帶上了「顏色革命」的特徵,而且暴力的形式越演越烈,已經有了恐怖主義的苗頭。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今天回顧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10月3日會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時的談話,以及在1987年4月16日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兩篇文獻,具有特別的意義。

結語從鄧小平先生上述兩篇講話的字裡行間,我們不禁感受到這位偉大政治家的高瞻遠矚和遠見卓識。重溫這兩篇講話,可以幫助我們擦亮眼睛、認清形勢,增強信心、提振士氣。我們要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支持警隊嚴正執法,恢復香港社會秩序和穩定,積極消除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走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的發展道路,確保「一國兩制」全面準確落實。

中央依照憲法、基本法對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權,這不是中央政策「緊」或「松」的問題,這些權力是白紙黑字寫在法律上的,中央當使則使。過去全國人大常委會5次釋法,解決了香港社會圍繞重大政治法律問題產生的紛爭。如果持客觀的態度,都會認為中央這樣做是為香港好。

這裏要講清楚,香港警察的工作是依法律儘力維護社會秩序和治安。香港市民應該明白,警察維持不了香港的治安,對香港沒有好處,大家應該採取合作的態度,減低損失,降低對立,讓香港早日恢復公共秩序與安寧,這是對香港最有利的事。

這些範圍極為廣泛的高度自治權,為香港發展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促進和鞏固了香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帶來的制度紅利。不僅如此,內地在供應香港食品、自來水、各類生活用品方面都是優先滿足香港的需要,基礎設施建設比如高鐵、港珠澳大橋都是方便香港市民,幫助香港融入國家的交通網絡,便利港人出行,港人可以憑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自由來往內地,沒有入境內地的居住期限,而且國家還在不斷出台政策措施,為港人在內地工作、學習和生活提供便利。香港若沒有祖國作後盾,連衣食住行都不能自給自足,更遑論成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以及一個充滿活力和自由的國際大都市。

香港社會發生動蕩了,中央當然可以干預,發生動蕩就是偏離「一國兩制」,干預就是要撥亂反正,讓「一國兩制」回歸正軌。中央行使權力能夠由亂變治,就應該干預。但不是說,一有動蕩苗頭出現,就要出動駐軍。鄧小平先生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提到:「干預首先是香港行政機構要干預,並不一定要大陸的駐軍出動。只有發生動亂、大動亂,駐軍才會出動。」這裏的大動亂就是指香港特區自己已經沒有辦法控制了,警隊也控制不住了,必須出動駐軍。就像鄧小平先生接着講的那樣「總得干預嘛!」

中央的權力確保了「一國兩制」的底線不被逾越。鄧小平先生在1984年會見國慶觀禮團時就講過:「一九九七年以後,台灣在香港的機構仍然可以存在,他們可以宣傳『三民主義』,也可以罵共產黨……但是在行動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製造混亂,不能搞『兩個中國』。」1987年他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再次強調:「比如一九九七年後香港有人罵中國共產黨,罵中國,我們還是允許他罵,但是如果變成行動,要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怎麼辦?那就非干預不行。」這些警世箴言讓我們時刻保持警惕。

「一國兩制」是國家對香港和澳門實行的惠港、利澳的國家政策的大傾斜。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允許同時存在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順利完成港澳回歸,實現兩岸統一,這是「一國兩制」的初心。這是一個偉大的創舉,後無來者不敢說,但絕對是前無古人的。正如鄧小平先生在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的講話指出的:「這是個新事物。這個新事物不是美國提出來的,不是日本提出來的,不是歐洲提出來的,也不是蘇聯提出來的,而是中國提出來的,這就叫做中國特色。」鄧小平先生又說,正是因為「我們搞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所以才制定『一國兩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許兩種制度存在。沒有點勇氣是不行的,這個勇氣來自人民的擁護,人民擁護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制度,擁護黨的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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